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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中国|民族调查③胡钧:那时调查的重点是阶级情况

时间:2018-06-27 11:49:13 来源:本站 阅读:3396237次

原标题:口述中国|民族调查③胡钧:那时调查的重点是阶级情况

【编者按】
为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名师和前辈学者,2014年该校民族博物馆启动了“民大记忆·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文献资料选编》等。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包括17位学者的18篇口述访谈,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这场学术调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胡钧的口述。

胡钧(1921—),河北乐亭人。1949年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第四研究室工作。1951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局工作,在此期间多次参与民族调查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
访谈对象:胡钧
访谈者:胡岩(胡钧之子)、定宜庄
访谈地点:民大家属院
访谈时间:2005年6月27日9:00—11:00
录入整理:李起
[定宜庄按]:对胡钧先生所作访谈,与上篇对黄光学先生的访谈同样,也是我在2005年所做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口述中的一篇。胡钧先生虽然未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就学,但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担任过数年党总支书记,当然也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成员。
:我就想问问,一个是当时民族工作的情况,还有就是当时做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的情况。
:这个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啊,一共是3次大的运动,正式开始(时间)不是在1958年,1954年就开始了。第一次(社会历史调查)是怎么开始的呢?1954年不是搞普选吗,普选(要求)个人得报自己的民族成分哪,这一报少数民族,就报出了几百种,几百种名称啊,光云南大概就有200来种。
:200来种?
:主要是云南这一个省,别处(的民族)都比较大。满族不肯报,还有一些民族名称也很不一致,这个傣族吧,(当时)叫摆夷(即百夷,古族名)。
:哦,对。
:所以1954年就下去一批人,搞这个民族识别、调查。
:哦,民族识别开始是在1954年?
:哎,1954年就开始了。(当时)以民族识别为主,别的也调查。再早呢,1950年就开始搞调查了。到1956年呢,毛主席有指示:“到1956年,少数民族识别差不多快完了,从公社残余到封建制都有,是一个活的社会发展史,立体发展史,赶紧抢救这部分材料,这部分资料很珍贵。”毛(主席)跟周(总理)也谈过,具体(工作)交给彭真,彭真找到人大民委主任刘格平,向刘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刘格平就跟李维汉谈,人大民委每个办公室大概二三十人,不开会时都是空的。50、60年代,北京有3个民族机构,中央民委、人大民委,还有一个统战部民族局。
:那这3个弄一个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弄3个呢?
:有党内党外的,有政府的,有属于人大的。现在有4个了,政协又有一个民族宗教顾问组。
:您是属于哪个机构?
:我是属于统战部啊,统战部民族局,开始叫民族组,然后下来就是三处、二处。现在叫二局,叫“处”的那阵子啊,咱们那机关都叫“处”,处就是局。你像民族局啊,民族处啊,处长经常就和民委的主任、副主任打交道。50年代,民族组人最多,西北、西南、中南、华北,这些机关做民族工作的人都集中到北京来了,那时候人最多,后来慢慢就少了。少的话到“文革”前吧,民族处大概就20多人。还有3个组,一个是综合组,一个是干部上层组,一个是西藏组,我就负责干部上层组的工作。
:哦。
:开始民族处的综合组,薛剑华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那个事情我没有参加过,调查主要是刘格平跟李维汉讲,让民委去负责,那时(负责人)是刘春。(参加调查的)主要是民族学院,还有就是民族委的机关干部,再有就是(民族学院)六号楼的干部。(注:六号楼系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56年中国科学院党组请示,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胡钧所说的“研究部”就是指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58年6月正式成立。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在全国开展时,该所即作为这项工作的办公机构,具体负责管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事宜。2002年10月,民族研究所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由于该所一直借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六号楼迄未迁出,故人们通常以“六号楼”特指此所。)开始只是一个研究部,毛主席在1954年和1956年先后做了两次指示,后来研究就更多了。1958年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一共组织了16个省(区),16个调查组,总共1000多人参加。我写过一篇文章,登在《民族研究》1999年(应为1992年)的第4期,这上面就讲(参加调查的)一共是1000多人,成立了16个组。第三次调查,就是1958年的那次,主要就是社会历史调查,实际上应该是社会历史文化调查,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识别少数民族的主要根据就是语言。咱们看斯大林民族识别的“四个特点”,1950年还是1951年,周恩来到苏联见了斯大林。斯大林不太了解咱们中国这个回民是怎么回事,(所以)当面问周恩来,原话我是听传达的,斯大林不太理解,说你们怎么进行民族识别啊?周总理就根据咱们中国的实际,(回答说)我们做了一个变通,承认是民族。后来毛主席提出一个原则,叫“名从主人”。根据这个原则,也不完全是这个,还经过语言和好多说服工作,把好些相近的民族合并。旧社会对少数民族有歧视,光苗族就分了多少种,有白苗、花苗,根据衣服的不同也分,现在这些繁杂的名称都没有了,大概是到80年代初吧,我印象不太清楚了,成为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大概是70年代的哪一年吧。实际上,调查在这以前,一前一后都有。在这以前也有不少调查。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您没亲自参加是吧?
:我没亲自参加。
:当时那个调查的点是怎么定的?因为我觉得好多地方都过于注重农村问题。
:那个时候历史调查的重点是阶级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李维汉非常重视这个调查,(调查材料)光云南省就印制了200多本,云南的这五套丛书有两摊,简史丛刊、社会历史调查丛刊。语言简史是六号楼包的,就这两种是云南民族学院的马曜为首。这个丛刊哪,李维汉非常看重。有一年,大概是1982还是1983年春节,我去看他,给他拜年,一提到这个编印文化丛书,他说这个丛书非常宝贵,要好好准备,印好。他写文章引用一篇调查资料。六号楼有一个彝族专家,研究彝族文化的,叫刘尧汉。
:哦,刘尧汉!
:他这个调查资料,刘尧汉引用过。他这个资料和那些书,都很可贵。调查资料呢,重点是阶级情况,别的也有。
:刚才您说到,社会调查也包括文化。
:语言、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不是太重要吧?
:风俗习惯也有,都有。
:那时候是不是55个少数民族全面铺开?
:有的(民族)有,有的就没有。甘肃有,有些民族就没有,(有的)几个民族合起来一本。
:西藏挺多的吧?
:我不清楚。现在这些书啊,都在民族大学图书馆。
访谈对象简介
胡钧(1921—),河北乐亭人。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赴晋察冀阜平县华北城市工作部工作。1949年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第四研究室工作。1951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局工作,在此期间多次参与民族调查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1970年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工作。70年代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曾参与《五种丛书》编辑工作。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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